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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增长需要积极财政政策科学发力

来源: 更新日期:2018-04-13 09:30: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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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中国GDP达到82.7万亿元,按可比价格增长6.9%。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实现反转,期盼经济开启新周期实现“V”或“U”型增长;有的观点基于5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以来首次回升,认为这是经济L型见底的拐点;有的观点认为是经济L型趋稳的、增速由新入常的节点,等等,都对经济超预期给予积极评价。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诸多积极因素,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、PPI转正、外需复苏等。但我们也发现,2017年经济超预期,价格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需要正确认识,避免误判。
 
经济“超预期”中价格因素须高度关注
 
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叠加外需复苏,形势超预期,经济增长呈现企稳势头,GDP增长6.9%,高于年初6.5%目标0.4个百分点;财政收入增长7.4%,高于年初预算目标5%约2.4个百分点。同时,经济结构优化、企业盈利水平提升,等等,都是经济稳中向好的积极因素。但分析发现,价格因素凸显,应高度关注。
 
(一)经济超预期但结构性特征明显、价格影响突出
 
第一,经济非全面复苏,增长主因在价格上涨行业和进出口。
 
2017年41个细分的行业中,增加值增速明显提升且超过10%的行业有12个,包括开采辅助活动、其他采矿业、家具制造业、医药制造业、通用设备制造业等。除了长期保持增长的消费行业,2017年增长明显加快的,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的行业(主要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行业),受内外需共同影响增速较快,其中主要行业多与我国的出口交货值快速增长的行业高度相关。所以,经济并非全面复苏,而是结构性的,明显提速的行业不足一半,显著提升的行业只有1/4左右,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供求的行业和外需增长较快的行业
 
第二,经济形势超预期,但非量价齐升,价格因素突出。
 
根据2017年前三季度形势分析会公布的数据,进口价格上涨对进口总值的贡献率为52.5%,进口价格上涨传到出口拉动出口总值的贡献率为41.5%,价格因素影响是非常突出的。
 
第三,企业盈利超预期,但总盈利水平提升有限,也呈现很强的结构性特征。
 
2017年1—12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了23.5%,但是,主要是经过连续5年经济下行导致的利润基数比较低,如果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销售利润率或成本利润率看,2016年是5.05%、5.15%,2017年为5.55%、5.72%,大致提升了0.5个百分点,从国际比较看,盈利水平并没有明显提升。同时,需要注意的是,结构性增长是产业链条上要素价格的再分配。经济增长中价格因素起了重要作用,但是呈现产业链条的结构性增长,生产链条前端价格因素对增长和盈利影响明显,但中后端产业受到挤压,成本上升,利润下降,链条上的再分配情况明显。
 
(二)财政收入增长价格因素贡献大,佐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
 
第一,价格对财政收入增长影响显著。
 
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,价格对收入影响格外显著,价格上涨导致增加值增加,流转税就增加;结构性增长导致部分企业利润增加,所得税就会增加。价格因素对收入的影响,我们分析了财政部公布的2017年1—11月份三个数据:税收收入、进口税收、资源税。资源税有改革因素的影响,但主要是价格因素影响,价格上涨因素对于经济财政运行的影响显著。进一步分析,进出口也存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因素,从资源税和进口环节的两税就能看出影响。财政收入增长的价格因素本质明显。
 
第二,财政收入存在政策调控和人为控制因素。
 
调研中我们发现,有传统税收管理计划观念的影响,在2017年10月份以后有些地方人为压低增长,有主观压低的因素,导致年底增速会下来。也就是说,如果没有人为因素,收入增长可能会更高。
 
关于当前财政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
 
(一)经济企稳、财政压力仍在是基本判断
 
2017年在国家综合施策和外需复苏的影响下经济实现超预期增长,是积极因素,但是,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财政收入,价格因素影响突出。展望2018年,价格因素拉动减弱、严控地方债等因素会对冲外围复苏的影响,只是可以确定长期下滑的趋势得到扭转,也就是说经济L型运行趋势,只是“横住”了,难言经济增长“反转”或是新周期开启,仍有待观察。
 
财政收入形势,基于上述经济增长判断,价格因素不会持续,考虑房地产调控因素导致的2018年收入下降压力会更明显,地方债严控风险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,以及减税降费等因素,冲抵2017年下半年人为压低收入的因素,数字和形势会逊于2017年,大概率呈现一种前“好”后“差”的走势。
 
(二)宏观政策防风险叠加经济运行压力,积极财政政策应科学发力
 
2018年防范重大风险为三大攻坚任务之首,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风险,那么稳增长更需要积极财政政策科学发力。
 
第一,减收与减支同步进行,营造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。
 
减税降费导致的减收应该与减支并行,积极财政策措施不能只管减收,不管减支。这就需要减收的同时,积极转变政府职能,该取消的机构和供养的人员就要取消,否则只是把取消收费的供养人员简单地转为财政供养人员,必然挤占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空间,进而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效果。
 
第二,以绩效管理打破固化促进财政支出结构优化。
 
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,经济增速换挡降速,财政收入由于我国特殊的税制增速下降更加明显。过去积极财政政策靠增量调整的思维需要转变,这就需要我们打破支出结构的固化,依托全面绩效管理,贯穿到预算管理全过程,以绩效结果为主要依据未实现财政支出项目的评估退出机制,进而实现部门支出的优化调整,通过存量结构的优化,为积极财政政策创造空间。
 
第三,明确财政实质,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(PPP、基金等)。
 
过去由于没有对市场化方式调动资源的财政本质说清楚,导致我国的PPP、政府引导基金等方式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,又不得不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强化管理,带来一些不利影响。但是,市场的负面清单靠列举的方式,恐怕难以列举得完,也就是说靠“堵”达到完善是非常困难的,因此,可以考虑利用市场资源的方式,对其财政本质予以明确,比如需要举债的就纳入政府债务限额管理,除此之外要基于项目的现金流为限进行合作或补偿,将政府事务和市场自行决策的界限分清,政府管好政府的事务,市场主体自主管理,比如项目产生收益能够还本付息的,应该鼓励,变相举债的,严格管理。进一步调动市场资源,形成合力,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力。